据新葡京整理：
有这么一艘大船，货舱里堆满了金银，甲板上站满了壮汉，船头还架着最新式的大炮。
谁看了都得竖个大拇指。
可偏偏驾驶台上空荡荡的，舵轮在风里自己晃悠。
这船能开到哪儿去？
大概哪儿也到不了。
碰上一场风浪，多半要在礁石上撞个稀碎。
国家也是这个理儿。
钱袋子鼓，是底气。
队伍壮，是拳头。
家伙什好，是牙齿。
可这底气、拳头和牙齿往哪儿使，什么时候使，使多大劲，总得有人拿主意。
拿主意的人看得远不远，站得稳不稳，敢不敢担事，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是乘风破浪，还是原地打转，甚至翻船沉底。
翻开历史，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摆在那儿，一个比一个扎心。
先说一个让人憋屈的故事。
晚清那会儿，大清的家底其实不算太薄。
地盘大，人口多，搞洋务运动还置办起一支北洋水师。
定远、镇远两艘铁甲舰往海上一摆，在当时的亚洲是响当当的大块头。
论纸面实力，这支舰队一度被看作亚洲一流。
结果甲午一战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
船不差，炮也不差。
不少官兵打得很有血性。
邓世昌驾着致远舰冲向敌舰那一幕，到今天还让人热血沸腾。
真正出问题的，是朝廷这个“大脑”。
战前那些年，海军添船购炮几乎停了下来，朝堂上却忙着给慈禧太后筹办六十大寿。
仗打起来以后，决策层一会儿想打，一会儿想和，前线指挥各自为战。
好好一手牌，硬是打了个稀烂。
武器再先进，没有清醒的掌舵人，也不过是一堆漂在海上的铁疙瘩。
有意思的是，同一个晚清，也有人干出了漂亮事。
这个人就是左宗棠。
那时候，新疆大部分地方被阿古柏势力盘踞，沙俄又趁火打劫，占了伊犁。
朝廷里吵成一锅粥。
有人说海防要紧，新疆又远又穷，干脆别管了。
左宗棠坚决不答应。
他的道理很朴素：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。
新疆一丢，北边的屏障就没了，京城也跟着危险。
塞防和海防，哪一样都不能扔。
道理讲起来容易，真要干起来，难。
国库空得能跑耗子，军饷粮草全靠东挪西凑。
左宗棠一边筹钱，一边屯田，一边练兵。
年过花甲的老人，硬是把一场看似打不起的仗张罗了起来。
打法上，他定下“先北后南”“缓进急战”的路子。
粮草没备足，绝不冒进。
一旦动手，就雷霆万钧。
新疆大片土地就这样一块块收了回来。
后来为了伊犁跟沙俄较劲，他抬着棺材进驻哈密。
意思再明白不过：这把老骨头就撂在这儿了。
前线有这股硬气，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的腰杆也跟着硬了。
最终，伊犁回到了祖国怀抱。
再后来，新疆建省，这片土地和内地连得更紧了。
湘军将士沿路种下的柳树，被百姓叫 作 “左公柳”。
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，说的就是这番景象。
同一个腐朽王朝，一边是甲午惨败，一边是收复新疆。
差别就在于关键时刻有没有人看清大局，有没有人敢拍板、能扛事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一个左宗棠救不了整个大清。
根子烂了，枝头上再有几朵好花也撑不住。
这恰恰说明，一个国家需要的不只是能臣，更需要能定方向、聚人心的坚强领导力量。
这个道理，中国共产党是用鲜血读懂的。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
九十年前那场万里征程，起头其实是一次被逼出来的大转移。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，红军指挥上犯了“左”倾错误，丢掉了灵活机动的老本事，跟敌人打阵地战、拼消耗，根据地越打越小。
湘江一战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。
队伍还是那支队伍，战士还是那么勇敢。
问题出在方向错了。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召开。
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，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
此后的红军，像是换了个脑子。
四渡赤水，声东击西，把几十万敌军调得团团转。
毛泽东后来把这一仗称作自己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巧渡金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飞夺泸定桥，再爬雪山、过草地。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，长征画上了句号。
一支几乎被逼入绝境的队伍，就这样闯出了一条生路。
装备没变好，人数没变多，变的是指挥的人和指挥的路子。
再把镜头拉到新中国。
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，朝鲜战火就烧到了鸭绿江边。
那时候是什么家底？
工业一穷二白。
志愿军手里多是缴获来的“万国牌”枪械，空军海军刚刚起步。
对面是头号工业强国，飞机、大炮、坦克样样不缺。
打，还是不打？
中央反复讨论，意见并不统一。
毛主席权衡再三，拍板出兵。
他那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：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
”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彭德怀挂帅。
云山一仗，志愿军迎头撞上美军骑兵第一师，打得对手措手不及。
之后几次战役，又把战线从鸭绿江边一路推回三八线附近。
装备上吃大亏，志愿军就扬长避短，打运动战，打夜战，穿插迂回，专挑对手的软肋下手。
上甘岭那样的阵地坚守，更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。
停战协定签字时，对方的司令官留下了一句“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”的感慨。
这句话，比什么评价都有分量。
这一仗被称为立国之战。
它打出了国威军威，也让新中国在世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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